“越是坏，越是好。”这是个辩证的东西。
“文革”之后，全国先把南方放开，上海给中央交财政，憋了10年，不是没有想法。但是10年时间让上海想清楚了到底怎么突破，既符合国家战略要求，又振兴上海自身。
当时上海是改革开放后卫，保财政。深圳不用考虑这个问题，紧贴香港，主要利用开放、优惠政策。
上海没有优惠政策君子配资，后来说，我们一分钱不少交，但是自费改革。而上海的最大突破，就是从自费改革开始的。所有的新东西，只要想到的，不用到中央批了，都可以做。
这是这四十几年改革中，最有意义的改革。深圳是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，我们是内生的改革，从指令性计划经济走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。如果没有上海，那就不能说有这条路。
上海这么难的地方走出来了，给全国提供了精神力量——上海改得动，我们有什么改不动？
1980年，就有人提出，上海的曼哈顿在哪里？这是第一次提到浦东。想来想去，150平方公里跟中央财政牢牢绑在一起了，需要长出一块地方来，用点新政策。
当时三个方案，北上、南下、东进，最后落到东进。以汪道涵为主，成立了一个组，周汉民参加了，我也参加了。
北上方案，后来也实现了，因为江湾机场搬掉了，跟五角场结合起来。当时最悬的是南下方案，于光远提的，其实也实现了，就是临港。
所以上海从当初东进方案突破，现在等于北上、南下、东进都实现了。
从人民的心气角度看君子配资，上海正在经历一个重振的过程。要拿出几件大事，做成功几件大事，来激励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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